數年深耕，國內手機品牌真正意義上做到了打開印度市場。

回望過去幾年，首先是以小米、OPPO、vivo為代表的終端廠商份額實現快速增長。Canalys數據顯示，小米在2022年第二季度繼續保持了印度市場出貨量冠軍的位置，緊隨其后的依次是三星、realme、vivo和OPPO。前五席位，國內品牌占其四。

不僅如此，在終端品牌集體推動下，多家國內零部件、組裝廠紛紛在印投資建廠，完善了當地供應鏈配套。可以說，是中國產業鏈徹底拉動了印度智能手機產業發展速度。

然而正當國內企業準備大展拳腳時，事態發展急轉直下。過去短短兩個多月內，小米、OPPO、vivo三家大廠相繼遭到印度執法部門的“狙擊”。

1.現在：政策引發的問題纏身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事發突然，但樁樁件件與國際形勢、當地政策、市場環境的長期以來變化都有關聯。

從事海外投資咨詢的第三方機構際連企業服務（深圳）有限公司負責人稱“事實上從去年12月開始到現在，有大概2萬家中國企業陸續收到印度當地的ROC（注冊部）通報，需要配合該部門提交所有公司的信息和文檔。”

據其透露：“繼2020年FDI政策，今年5月份印度又出臺最新政策，只要是中國國籍人士，在印度任何企業擔任董事都需要在內政部（MHA）做安全檢查，目前該政策具體流程還沒有公布，不過已經從6月開始正式實行。考慮到FDI審批從2020到今年6月份從370多個申請中只批準了80多家，印度政府很明顯在縮小來自中國的投資。”

綜上，造成企業有此遭遇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就是當地政策及法規的變化。

萬君表示：“首先由于印度稅務和法務的復雜性，建議一定要找專業的財務和法務，讓公司遵紀守法，印度法律是非常嚴格的，中國品牌在印度一定要找專業的財務為其規劃財務以及法務。中資企業在國內初創期的野蠻生長法不適用于國外，包括印度；作為外資企業，去到任何國家都需要合法合規。”

“我們際連幫很多客戶做過合規服務，非常清楚中資企業在印度的問題以及改善方法。從我們接觸過的案例來看，大多數都是合規問題沒有受到國內母公司的重視或者是不懂而造成的。”

一名熟悉印度投資及企業經營的行業人士稱，印度政府對稅收、法務合規尤為重視，追溯時長與我國法律不同，通常會追溯到過去6年。此外，印度政府是采取的司法實踐仍是“事前相信企業，不對企業做過多限制，事后執法部門會強化檢查，對違法違規行為從重處罰”。

“印度政府有強大的情報機構（DRI/DGGI/CBDT/CBIT），通過信息技術手段來識別及監視高風險案件，并依法采取突擊搜查行動。為了盡量避免不必要的麻煩，確保企業能正常經營，在印度投資的中資企業要加倍重視這方面，一旦被印度稅務部門‘纏上’可能就會是個長期問題。”

談到小米、vivo、OPPO遭到印度執法部門調查時，某家在印投資的零部件廠商還指出：“我們知道印度是一個聯邦制、多民族、多宗教的民主國家，因為是政黨輪流主政，所以當地政策復雜多變，各邦法律也存在明顯差異。并且印度的法律制度邊界模糊，不同執法部門也會有不同的理解，而這些導致執法部門，往往會朝著利己的方向進行解讀。”

“印度有全世界最多的顧問公司，國內企業應該要善用這些公司，盡管他們所做的大部分工作企業自己都可以做，但交由第三方處理可以省下不少麻煩。”該廠商談到。

對方認為：“由于中印、中美關系敏感且復雜多變，目前印度國內仍有部分極端的對華思想存在，再加上一些國家的刻意挑撥，導致印度政府內部分官員對于中資企業形成了較大的偏見，這在一定程度上給中資企業在印度經營帶來困擾。”

2.印度制造的AB面

除開上述提到幾項宏觀環境帶來的影響，幾家國內品牌在印度的發展遭當地政府掣肘，也從市場、產業本身的角度，引發了筆者關于“印度制造”的一些思考。

2014年，莫迪上臺后提出了“印度制造”戰略，意在通過大規模引進外資企業，快速推動當地制造業發展，為本國創造更高的就業率和GDP增長。包括政府之后通過不斷抬高關稅、加大在當地投資建廠的補貼力度等手段，同樣是為了拉動本地制造業。

然而經過數年努力，實際情況卻并沒有如其預想的方向發展。

據此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5月31日的例行記者會上的發言，中方主管部門數據，2021年中印雙邊貿易額為1256.6億美元，仍是印度第一大貿易伙伴，且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

另外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此前公布的一組數據顯示：印度核心制造業從中國進口的產品中，60%屬于半成品和資本品被廣泛用于制造成品，一般電子產品進口來自中國。即便是原料藥這類關鍵產業，2/3的原料進口也來自于中國，在當地電信產業中，中國廠商也占據1/4的份額。

顯而易見，這樣被外資企業占領市場，印度本土企業份額持續縮減，多類電子產品及零部件仍高度依賴進口的局面不是莫迪想要的。

那么為了強調制造業的本土化，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中國品牌在印度的發展壯大，同時為本地企業創造更多機會，對當地政府來說或許就是必要的。

與之相反的是，萬君表達了自己相對樂觀的看法：“如OPPO、VIVO和小米這幾家手機巨頭，在印度市場是非常受歡迎的手機品牌，給當地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印度政府不可能不考慮到這點，加上MODI政府的目標是成為下一個全球電子制造中心并且2021年推出4000多億盧幣相當于400多億RMB的補貼政策，制造業的所得稅也降到15%，要達到這個目標，印度不可能繞開中資企業。所以近期一系列針對中企的動作和很不友好的政策信號，很大可能后續會進行調整，否則印度將流失更多的外資，與MODI政府的目標背道而馳，按照邏輯不應該再出現。”

不過她也強調：“當然還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政治層面的交涉，可能這個因素占據更大主導地位。其他中資企業為了避免被針對性調查，可以考慮在公司架構上解決，盡量規避中資屬性。最重要的一點是確保公司合法合規，千萬不能為了節省開支而因小失大。如果擔心公司存在合法合規問題，可以找專業的財務和法務顧問咨詢，能更有效防范和規避經營管理風險。”

不可否認，中國手機產業鏈繼續在印度發展將面臨多個層面的限制，曾經令企業極度憧憬的巨大的市場，如今變得誘人又危險。已經在當地站穩腳跟的企業該如何決定去留？觀望中的企業來說還是否有投資價值？

3.未來：應創造更多可能性

長期來看，印度智能手機市場仍有非常大的潛力。

一方面是印度有足夠大的下沉市場空間和用戶體量，智能手機滲透率不及50%，另一方面則是得益于印度互聯網、電商等行業的快速發展，將催生更多民眾對智能手機的需求。

某家在印度深耕多年的國內品牌廠商表示：“對比中國智能手機發展過程，從被國際品牌壟斷到實現國產逆襲花了超過十年時間，眼下印度智能機也在經歷從有到多的第二消費時代，意味著印度至少在未來10年仍是全球智能手機品牌的核心戰略市場。”

不過，遠景再美好也只是基于已知條件的設想。

由于外界環境復雜多變，印度制造曾被反復強調的成本優勢也已經漸漸不再。有供應鏈廠商稱：“因為客戶一直希望我們去印度，所以我們也反復評估印度制造的價值，通過評估我們發現當地制造其實雜項成本很高，甚至可能比在中國制造要貴。”

如果前文提到的各項風險反復沖擊企業，再加之成本上漲，那么已去和想去的企業來說，都更應該考慮深耕印度市場的必要性。

上述廠商還稱：“對觀望中的企業來說事情還算簡單，因為這兩年太多中國企業在印度經營遇到麻煩，所以大家都更加謹慎和小心，意愿強烈的廠商變得慎之又慎，意愿不強的廠商可能就直接打消這個念頭。”

“但對像小米、OPPO這些企業來說，處境確實不理想，印度市場太大了，扎根太深的廠商想全面撤離或轉移很難，這無異于壯士斷腕。”

以小米為例，隨著國內市場的增長空間愈發狹隘，小米也在盡可能的提升海外市場收入，尋求新的業績增長點。據其2021年財報顯示，小米當期境外市場收入人民幣1636億元，同比增長33.7%，占總收入的49.8%；印度作為其海外業務的絕對主力，對小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果不能一刀切，那么能否將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里？

例如：將印度市場的資源適當分散至其他的新興市場。包括東南亞、拉丁美洲等地，逐漸減少在印度市場的投入，更深地挖掘其他海外國家用戶。

根據IMF數據，2020年北非、南亞地區人均GDP普遍在2,000~10,000美元之間，而東南亞、拉丁美洲人均GDP水平更高。更高的GDP水平意味著消費能力有明顯提升，手機品牌則有更多機會拉高產品均價，從而實現出貨整體價位段結構的改善，也能分散印度市場的風險。

事實上，印度市場最暢銷的手機幾乎都主打性價比這個賣點，因此，終端品牌想提升產品整體的單價水平頗具難度。

不僅如此，Canalys在一份關于今年印度手機市場的調查報告中指出：“2022年，廠商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維持手機價格親民。原因是由于印度油價正處于歷史新高，批發價格指數通脹率仍高居不下，2022年3月達到14.6%。外匯匯率的波動和由通貨膨脹導致的高額運營成本會對廠商維持盈利造成進一步的壓力。”

又如：將汽車、IoT等產品規模盡可能做大，削弱企業對手機業務的依賴性。

現階段，手機仍是小米、OPPO、vivo及其供應鏈廠商最主要的收入來源，而智能手機市場體量之大，也很難找到其他業務實現完全替代。不過全球手機市場的增長早已達到天花板，找到其他產品作為業績新增長點勢在必行，眼下加快整體進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企業抗風險能力。

雖然提升新產品出貨量占比、開拓新興市場都是無法一蹴而就的事，但結合當前的國際關系、政府態度、市場環境等方面的變化來看，企業仍應當早做準備，未雨綢繆遠比盲目樂觀更適用于目前的局面。